新现实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同样认为:世界既是物质的,也是精神的,对这两者的把握,就是对现实本质的把握,真理隐藏在客观对象身后,平凡的事物中可能包含着不平凡的东西。但是,新现实主义反对传统现实主义出于对“主题”的宣扬,人为寻找甚至塑造“典型”的方法。摄影家吴家林曾经沉痛地回忆其早年创作经历:
我出生在西南滇北高原。我的父母是农民中一员,他们穷,但是他们百折不挠,他们有作为人可贵的淳朴和善良。
由于蒙昧,我对他们的爱曾经被扭曲。我曾强迫他们在痛苦的生活中莫名其妙地笑着照相;借文工团员漂亮的服饰让他们穿戴着照相;他们不识字,却偏叫他们捧着大著作,盯着陌生的文字照相。
如果将这段回忆与作者当时的照片同时公布,其文献价值可能会超过作者用“纪实”手法拍摄的照片所具有的价值——摄影家和拍摄对象同时被纳入一种“现实”的回顾。但新现实主义艺术家决定远离主题,他们着迷于客体述说自身的语言,并要使摄影成为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未知世界的探索者和发现者。新现实主义摄影家反对人为设计,他们仿效国外的同行,通常只用照片拍摄时的时间、地点作为作品标题,不加任何形容和评语,以证明摄影者只是现实自身述说的见证人。
90年代初形成了一些以农民生活为表现对象的地域性流派,其中包括引人注目的陕西、河南等地的摄影家群体。以邱晓明、侯登科等较成熟作品的发表为标志,陕西群体在摄坛形成了一道夺目景观。侯登科的组照《麦客》使人想到了二战后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,面对那些跋涉在路途中的西北农民,摄影家像一个同行,与他们不期而遇,在疲惫的双方彼此引起一阵小小的惊愕后,便相互融入了对方。